不少教师在谈及自己的职业时，常常习惯地将自己戏称为“教书匠”。自然，这样说话的人大多不至于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自己抬举到“宗匠”“巨匠”的行列中去，充其量也就是将自己算作“能工巧匠”而已。事实上，在很多人心目中，教师不过就是个手艺人，凭着肚里那点儿墨水和三寸不烂之舌传道授业解惑，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
    粗听之，这种说法并无太大的不妥，然而细加推敲，“教书匠”之说却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偏差：第一，从教育目的这一角度来看，教育的宗旨绝不在于（至少不仅仅在于）“教书”，“教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其终极目标却是“育人”。第二，从教育内容这一角度来看，教师也并不是仅仅靠用“书”来教育学生。“书”固然是我们教育教学过程中难以或缺的媒介，是各种知识和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但正因为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育人”，“物化”了的书本在很多情况下每每会显出它的“功力不济”来——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力量和表率作用，常常会在“育人”的过程中，发挥出一种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悄无声息中浸润和濡染着受教育者的心灵。古人所谓的“言传身教”中的“身教”二字，所体现出的正是施教者在“教书”这一看家本领之外，一种潜在的而又极具“穿透力”的力量。
    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一段令人感奋不已的话，可以用来作为教师“身教”的注脚：“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绝非靠语言来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种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慰藉的气氛……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和施与的双方往往都不知道。”常人可以“不知道”这种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影响力，但肩负育人使命的教师就不应当对此懵懂无知了。教师不仅应当“知道”，而且应当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心灵对心灵的力量”，以自身高尚的人格魅力、优雅的言谈举止、虔诚的职业情怀去感染、影响学生，进而塑造学生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教育工作者在“修业”（即钻研教育理论、教学业务和专业知识，使自己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教学技能）之外，最大的任务就应当是“修身”了。甚至这“修身”的任务应当放在第一位。无论古今中外，全社会对师德的要求都近乎苛刻，其原因也就在于人们看到了教师的人格、精神对下一代的巨大影响力。
    大教育家马卡连柯在《儿童教育讲座》中对教师的“身教”作用更是阐述得明白到位：“你们自身的行为是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在和孩子谈话的时候，或教导孩子、吩咐孩子的时候，才执行了教育孩子的工作。其实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都在教养着他们，甚至当你们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人，你们怎样表示欢欣与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所有这些，对孩子们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的态度、神色上的些许变化，孩子们都能感觉到。你们思想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之中都能影响到孩子，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这段话，对教师的身教意义分析得细致入微，它告诉我们，教师在学生面前任何有意无意的行为都是教育！
    由此看来，教师这一职业自有它的特殊性。工匠们只要有一手绝妙的技艺便能畅行天下，至于“身正”与否则无足轻重；钱钟书先生也曾将作家比作“母鸡”，把作品比作“鸡蛋”，读者只须品尝鸡蛋而无须顾及母鸡的优劣妍媸。教师则不然：除了给学生提供优质“鸡蛋”（知识和技能）外，还得精心修炼“母鸡”的精神人格、举止言行，以保证自己作为学生“师表”和“楷模”的高档次、高品位。单从这一点来看，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实在毫不过分——关键就要看我们如何修业修身，对得起这“光辉”二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