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儿童，如果想表达高兴或生气，肢体动作和表情足以表达。随着情感逐渐丰富，想法越加多样，我开始学说话，用简单话语能准确表达自我想法。再后来，通过与人交流、阅读，我有了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既能说想说的话，也能“我手写我心”。
 

现在，我家有两个学生，名叫木子和石头。他俩年龄相差不大，童年经历和我大不相同。他们成长在有更多技术支持的环境里，比如，可以在各种App上听故事，可以和人工智能语言助手互动，一切显得很自然，仿佛不需要太多语言和文字。但当我们相互亲切问候、道别，共同读书分享故事时，我感觉语言和文字依然是认识世界、沟通情感最重要的工具。

我和木子、石头年龄相差三十余年，虽然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掌握和理解略有不同，但语文教育的本质却几乎没变。技术发展如此之快，语言文字发展了什么？作为语文教师，我想从语文课程的角度思考，随着社会发展，以发展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中心的语文教育，变了吗？

这个问题并非只有语文教师关注，各个领域的相关人士都在关注。当新的统编语文教材发到学生手中时，很多人会更关注语文教育的发展。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体现。随着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更多全新的交流媒介不断面世，确实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了巨大挑战。不可否认的是，语言文字依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正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所提到的：时代的进步要求人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语文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这个课题正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呈现在所有致力于语文教育的教育者面前，无处逃避，且也无须逃避。我们需要积极面对，却不必因此感到惶恐与不安。

我们简单回顾近百年语文教育发展史可以清晰发现，语文教育随着时代发展，一直在变化，但它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始终没变。

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在以杜威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近代小学语文教育初步形成了现代课程范式，告别了读经时代，开始强调以学生个人发展为本位的价值取向。
 

在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吴研因先生起草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从国语素养、情意要素两个维度标示了课程的基本目的：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放在今天来看，这样的课程目的虽有狭窄模糊之感，但并非“过时不堪嚼”。同时，该课程纲要还规定了各学年教学内容与方法，提出教材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注重为生活的课程观。这应是语文课程渐趋成熟的起始和重要阶段。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29年至1948年，先后五次编订修订了《小学国语课程标准》。每次编修和颁行时，在说话、读书、作文和写字等内容上，皆有一小部分修改，但在框架体系上没有质的改变，基本沿用了之前的体系。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与语文课程建设历经了多个阶段。目前，最为人熟知且正在使用的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它明确规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如果说历史是面镜子，梳理语文课程的发展，既是回顾语文教育的历史，也是为了更好理解基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语文教育。
 

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语文课程秉持的姿态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实施的机制是：不断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从而牧养学生的言语生命。语文教育的核心是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发展，这应该是一直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