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2009年全国教育支出1981亿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全国教育支出大幅度增加，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981亿元。温家宝在回顾2009年工作时指出，为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全国教育支出大幅度增加，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981亿元，比上年增长23.6%。在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政策方面，中央下达农村义务教育经费666亿元，提前一年实现农村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500元和300元的目标。
       此外，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全面铺开。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政策开始实施。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资助学生2871万人，基本保障了困难家庭的孩子不因贫困而失学。

 温家宝：2010启动实施教育规划   推进高招制度改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着重抓好五个方面：
          一是推进教育改革；二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是继续加强职业教育；四是推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和招生制度改革；五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温家宝指出：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鼓励他们终身从教。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培训，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贫困地区从教。加强师德教育，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谈教师队伍建设：
         孙霄兵：纲要中提到，到202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文化水平人数要比2009年翻番，这可能会给我们的师资队伍带来一些压力。在整个规划纲要制定中，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次在纲要中，教师队伍的建设放到保障的部分加以规定，也就是说，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需要教师队伍的保障和支撑。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保障和支撑，我国的很多改革和发展都是不能落实的。首先，在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温总理也谈到过，要提倡教育家办学，要让我们的教师、校长努力成为教育家。要建造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教师队伍，首先要加强师德建设。师德的建设，我们感到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师德要成为教师建设的首位。这句话教育部过去在很多文件中也提过。很多教育教学、教书育人中的问题，如果把师德问题解决了，也就会迎刃而解了。其次，要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教师队伍的教育教学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离人民群众的要求、离学生的需求、离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还要进一步提高。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要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的教师队伍建设；要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中小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都提出了目标，相应的还应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这些年来，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还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纲要提出，还要积极地予以解决。特别是要依法保障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平均水平。不仅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的工资，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教师，都要执行国家的法律规定。最后，还要健全教师的管理制度。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教师的聘任制度，推进教师的资格制度，推进教师的职务制度，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教师还要执行倾斜的政策，包括对幼儿教师也要进一步制定编制的标准。为了进一步推进教育城乡一体化，我们规定，城乡的中小学教师在评定高级职务时，原则上要有一年在农村或者是薄弱学校任教的经历。校长也要进一步推进专业化水平，使我们全面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使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教师队伍，保障教育改革发展全面、顺利进行。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今年大学毕业生将超过630万，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非常严峻。今年暑假大学毕业生将超过630万，再加上历年还有一些积压的没有就业的学生，估计总数在700多万的样子。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始终认为，就业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首先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我想这个我们还是有信心的，特别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之后，现在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大学不等同于地方政府
          “大学不能等同于地方，不能搞行政化。”饶子和说，大学不像地方政府，也不等同于地方政府，大学的管理，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讲的行政，是要以教授和学生的话语权为主。” “很多教授不愿意当教授，愿意当处长。”他说，这样的情况在南开也有，一个处长的位置，就有很多教授想当。他分析说，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要改变，还要慢慢来。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无配套政策难“去行政化”
         柯杨认为，“在一个合适的高校管理规律的治理结构未建立前，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做到特别大的‘去行政化’。” 柯杨认为，目前没有研究和建立一个很适合高校管理规律的治理结构，需要先建立好这个结构再去谈“去行政化”，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有配套政策。

 政协委员朱世增建议：在小学教育中取消外语教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专家预测，再过几年，中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母语国家的总人口数。
         朱世增委员介绍说，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小学开始全面开设外语教育，目前大部分地区都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外语课，也有的地区是从一年级开始。除此，很多幼儿园往往也开设外语课。更有甚者，很多家长在孩子上学之余，还花大把的钱送孩子到各种外语培训班继续学习，这一做法被称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高度重视外语教育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培养、教育却被忽视。朱世增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大城市一幼儿园，放学时统一用英语‘拜拜’打招呼，当问及‘再见’、‘再会’的含义时，竟有1/3的小朋友不解其意。长此以往，我们的下一代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谁来担起？”
        他指出，有人认为外语越早学习越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亦有例外者。“马克思、丰子恺等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成功地学习英语的。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许多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有识之士纷纷到日本、英、美、前苏联等地学习考察强国救国之路，都是在不断接触学习中学外语，且多为学贯中西的大家。”
        他认为，小学教育的根本，是引导孩子健康自由地发展。所以他建议，在小学教育中，取消外语教学，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增进孩子对祖国的热爱，树立起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人大代表程惠芳：提倡教育市场化，清华、北大的学费可以适当提高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党委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惠芳说：我觉得教育的市场化，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育的市场化主要指的是，培养人才以市场为导向。基础研究、国家的尖端技术所需要的人才不能以市场化来导向，但是大量的应用型人才应该是市场导向，满足市场需求。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办学模式雷同，人才的特色不明显，所以大学生很多找不到工作。怎么加强市场化导向？我觉得改革的时候要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比如专业的设置、专业人数的招生等，现在计划性还是比较强的，怎么能够更加强市场导向，给学校放权，由市场进行导向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程惠芳指出，美国各个大学定位不一样，学费也不一样。质量高的大学，像哈佛、耶鲁学费就比较高。公立大学学费比较便宜。一般的社区大学就更便宜，所以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学费也不一样。我们国内是倒过来了，二级学院，相对比较差的，学费反而比较高，一万五；正规大学都是四千多。市场化就是学费应该跟人才培养的定位挂钩，质量越高，像清华、北大，学费可以适当提高，因为市场需要分层次。贫困学生读不起怎么办？优秀的学生就用奖学金，可以设立国家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地方政府也可以设奖学金，企业也可以设奖学金。这样能够让一些拔尖的人才、杰出的人才尽快成长。

 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计划在未来三年组织上万名中小学校长到国外培训
         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是：别把出国培训搞成出国旅游。主管部门出于为中小学生减负的目的，何以被公众理解成为出国旅游？
         如果联想到近年来网民爆料的公款出国旅游案例，就不难理解了。不久前，有关方面还披露，2009年公款出国旅 游经费比近3年平均支出减少16.31亿元。这折射出之前公款出国旅游人数之多、花费之巨。尽管有关部门继续在遏制公款出国旅游，但依然总有人以“培训”、“考察”、“访问”等名义绕过监管。而且，公众很难对此进行有效监督——除非出国旅游团不小心泄密了，否则谁知道是公款出国培训还是出国旅游？
         另一个原因是，为中小学生减负根本没有必要专门出国“取经”。关于校长学习素质教育，蔡元培、梅贻琦、叶圣陶、陶行知这些卓越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们好好地利用了“本土资源”吗？不好好利用自己的“本土资源”，一味舍近求远，这是有偏颇的。现在信息技术这么发达，即便要去国外“求取真经”，也不必上万校长都去。完全可以派少数校长去考察，录音、录像、网络、讲座，都可以让国内的校长、教师共享考察成果。更何况，我们许多媒体的评论版面都有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建言，不少教育专家经常公开介绍国外经验。放着现成的建议不用，偏偏出国“取经”，消耗公款。难道到国外经过短期培训后就能掌握精髓吗？
        孩子们为何学习不快乐，中小学生学习负担为何重？事实上，答案非常明确，即应试体制是根本原因。而要改革应试体制，显然不是校长们所能做到的。因此说，校长出国培训的意义极其有限，如果监督不到位的话，某些校长培训团就变成了出国旅游团。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如何落实教育经费占GDP的4%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葛剑雄教授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表示要在2012年达到教育经费占GDP的4%“困难很大”。我相信，副部长说的都是实情，但还是不胜惊奇。因为《纲要》如果通过，就不是教育部或教育界的纲要，而是国家的纲要。如果全国人大批准，就具有法律的权威，政府必须执行。财政部是国务院的下属，它的职责是执行财政，是没有资格改变财政预算的比例的。4%不是一个绝对数字，而是随着GDP变化的。如果说到2012年还“困难很大”，那困难只能来自政府内部，或者就是财政部内部。如果财政部事先就知道“困难很大”，应该实事求是向国务院报告，要求调低。明知做不到还同意做，或者到时做不到也无所谓，人大通过的议案还有什么权威？政府还有什么公信可言？
         这不是我的杞忧，而是有前车之鉴，因教育经费占GDP4%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而在1993年就确定的目标。当年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末，当初政府作出承诺时，对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并没有表明“困难很大”。在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又规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那么到今年底就应达到了，实际上2008年只到了3.48。所以这次即使财政部表现得信心十足，我也不会再盲目乐观。因为如果政府没有切实的措施，缺乏民众有力的监督，教育经费究竟占了多少百分比是无法落实的，也是难以查清的。如果在程序上存在缺陷，表面的达标与实际执行会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首先要将这4%具体化、公开化。财政部应该向全国公布，每一财政年度教育经费的构成及细节，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财源分别拨多少钱，拨到哪个部门，该部门如何分配这些钱，最终这些钱到了哪里等等，并且要求每个使用或分配教育经费的机构都要逐级公布。例如，一个县的民众都可以随时查到，本县的教育经费来自哪些方面，有多少钱，义务教育的人均经费是多少。而每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也都能查到这些数字。这样做在技术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也不会泄漏什么国家机密。如果做到了，不仅4%是否达到会明明白白，教育部门和教育界滋生腐败的土壤也将清除大半。
         其次是要保证经费的足额和及时。现在不少地方或部门雁过拔毛，已是公开的“潜规则”。经过层层克扣，到基层时经费已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经费公开化后，虽然能做到心中有数，却未必抵得住某些单位的权势，例如可以让你“自愿”上交或主动“节约”。经费不及时拨发已是普遍现象。如果《纲要》通过，就应将教育经费的拨款作为国家财政的常态，在财政年度或明确规定的教育统计年度开始之日就拨款到帐。否则，今年的经费拖到明年甚至后年，与减少今年的经费何异？
        现在大家担心增加的教育会被贪污浪费，认为应该加强审计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规定降低了经费的使用效率，造成巨大浪费，为贪污腐败开了方便之门，也是不争的事实。办学的自主权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经费的自主分配与使用，这也是达到预定目标的必要保证。因此要给经费的执行者全权，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不受外界干涉。与此同时，经费执行者应该负全责，接受监督与审计。
 （本版资料由姜广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