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执导的《孔子》颇受各方评议，赞赏有加者有多，冷嘲热讽者有之。
       我们认为，这部影片未能充分展示孔子的文化身份与教育意义。
     《孔子》这部影片仅仅锁定于政治叙事与苦难叙事，使这部影片在成为一种纯粹的商业片与文艺片之间莫衷一是，无法准确地寻得自己的定位。
        孔子的形象经过几千年的文化过滤，被深化、固化乃至神化了。人们关于孔子的认知，有着很为坚定的先入之见，也因此对影片作了预设性的期待。
        然而，这种预设与期待，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话：《孔子》这部电影应该在教育层面上构成与广大观众的对话。
        但影片显然着意于首先锁定政治叙事，将孔子安排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安排了孔子从51岁到53岁近三年中的政治事件：以“周礼”治理中都；夹谷会盟挫败齐国，为鲁国收复失地；堕三都，削家臣；指挥武子台平叛。
毫无疑问，这里的政治叙事，使影片增加了不少看点。我们固然可以据此论定孔子是春秋时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然而，孔子在教育上所产生的意义，更应该成为影片的看点与亮点。
孔子最重要的人生旅途是周游列国。这既是孔子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过程，也是他传播自己学说的重要过程。然而，坦率地说，周游列国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情节，都被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暂付阙如。如与弟子坐而论道，各言尔志的情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社会的描绘，以及《论语·微子》篇中与道家和隐者关于出世与入世的争辩，都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影片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刻意以苦难叙事、煽情手段作为表现手法，实在与孔子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相去甚远。
       至于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颜回，《论语》中的描写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29岁时夭折，实因贫病交加，但电影将颜回之死归因于在黄河的冰水中抢救书简。将颜回之死定格于某一件事情上，显然未能凸显出颜回身上所具有的儒家人格魅力的光辉。
虽然影视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某些符合历史逻辑的推想和虚构是允许的。颜回作为孔子众弟子中一个杰出代表，出于一种需要，表现他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捍卫一种文化追崇，也未为不可。但这种大写意的手法，显然无法得到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
         当然，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极其伟大的，表现孔子政治家的一面，无可厚非，但要看到，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而孔子看得更深的地方是：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所以孔子是这样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应该是孔子的本体论意义所在。
关于教育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以完善人格为目标，追求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践行，这无疑表明了孔子伟大的民主教育思想。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这一关于德育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孟子，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都是直接接受了孔子的影响。
        我们认为，《孔子》必须将这些伟大的教育思想何以能够形成的经过进行必要的艺术演绎与加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与想象，那么，一部经典的文艺片，可传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而不朽，这也才是《孔子》的意义所在。
        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时至今日，司马迁对孔子的赞语，仍然作为不刊之论而载入史册。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己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的编导们有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去展示一个中华民族的孔子？是不是在这一点上违背了孔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