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时玩手机发消息，不仅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而且可能会让其在短时间内处于“盲驾”状态。“‘盲驾’实际上比‘醉驾’更具危险性。”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张青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此，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张青彬建议将“盲驾”行为视为“危险驾驶”，进行严厉查处。（据《羊城晚报》）

　　“开车玩手机”，可能形成“盲驾”，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而且，也有现实数据支撑——有研究显示：开车打电话导致事故的风险比通常情况下高出4倍，其危险程度不亚于酒后驾驶；使用手机的司机，应急反应慢于酒驾，注意力下降37%、刹车反应慢19%、变更车道的能力下降20%。
　　尽管如此，如果简单就此将 “开车玩手机”一概视为“危险驾驶”，给予严厉处罚，恐怕亦有失偏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17修订）》第62条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对照条例不难发现，针对“开车玩手机”行为，目前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制，亟须更科学精准地完善细化。
　　对于“开车玩手机”概念，现行法律只涉及“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行为，不仅所指涉、涵盖的范围太窄，而且有与时代脱节之嫌。因为条例并没有将其他可能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纳入“玩手机”范畴，如开车时接发各种网络信息、玩游戏等等。而且，另外一些边缘性“玩手机”现象，如“开车时使用手机导航”“等红灯时接打手机”等，是否也构成妨碍安全驾驶并涉嫌违法，同样也没有清晰的回答，存在模糊空间。
　　要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移动互联时代，智能手机实际上早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仅有拨打或接听功能的电话机，而是具有各种强大信息功能、渗入到人们包括交通出行在内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智能终端”。
　　在此现实语境下，如果相关法规完全排斥开车时的任何手机应用，或者仅仅只笼统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恐怕既不完全合理，也不足以有效规制各种复杂多样的“玩手机”情形，并作出足够科学精准、令人信服的处罚。
　　因此，要想有效规制“开车玩手机”行为，首先要厘清“开车玩手机”这一概念的本身，将具体不同情形下“玩手机”行为分门别类，并在区别其不同危险性的基础上，设计出相应的规则。
　　如针对更具沉迷性的打游戏之类的行为，不妨比照“危险驾驶罪”处以重罚；针对危险性小得多、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避免的“开车时使用手机导航”“等红灯时打电话”等现象，则不宜简单视同“盲驾”。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交通法规方面的立法，理应同样如此——不仅要做到制度细化方面的善治，也要努力追求相应规则足够科学、精准，更具现实针对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消除各种交通执法争议、确保交管部门严格精准执法，而且亦有利于车主对自己在驾驶过程中的行为形成稳定的法治预期、精确守法。